“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埃经贸合作的动力基础与障碍分析

王  瑛     北方民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张玉荣    杨飞飞       北方民族大学

摘要：自1956年中埃建交以来，中埃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已进入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阶段，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园区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埃及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版图上的定位再次被强化。双方应立足传统经贸关系基础，加强战略对接，构建以产业合作园区建设、重点工程与关键节点、技术设备“走出去”为重点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打造双边新型经济共同体，共享中埃经济发展红利。

中埃经贸合作关系源远流长。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西抵“黎轩”，即指今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中埃两国经贸合作交流既促进了中国丝织、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发明的西传，也推动了古埃及琉璃、制糖和医学等技术的东传。新中国成立后，埃及工商部长和中国外贸部长即进行了互访。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埃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契机；1956年5月30日，中埃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交，由此也开启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间外交的新纪元。60多年来，中埃经贸关系平稳发展、稳步向前：贸易领域，中国是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第3大贸易伙伴；投资领域，中国在对埃投资国中排名第21位，投资领域涉及工业、通信、信息技术及工业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埃及作为“一带一路”中东战略支点的作用正日益凸显。2017年9月，埃及作为主宾国出席了2017中阿博览会，举办了投资贸易、旅游资源等一系列投资推介会，并设置了1000平米综合展区来展示埃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名优产品，双方共签署6个合作协议，项目总金额达到50亿元。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埃经贸合作的动力基础

（一）良好的政治关系为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埃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患难与共，为中埃良好政治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建交60多年来，作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埃两国相互支持、默契合作。1999年4月，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双方签署《中埃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埃及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14年12月，中埃签署《中埃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年9月，两国签署《中埃产能合作框架协议》；2016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埃及，特邀塞西总统以嘉宾国元首身份出席20国集团杭州峰会，并共同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体现出中方对埃及国际地位的肯定与重视。与此同时，中埃两国关系也在不断经受各种重大事件的考验，政治互信和互谅均达到较高水平。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好感、信赖和认同不断提升，民众之间的互知变得更加客观和现实，这都有利于促进两国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

（二）良好的经贸合作为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奠定了经济基础

双边贸易方面（见图1），埃及持续的政治经济动荡并未影响中埃贸易稳中有增的势头。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6年，中国对埃及的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分别为105.98亿美元和4.95亿美元，其中：埃及从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占其总进口贸易额的18.26%，远超其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据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统计，2017年1-3月，埃及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为18.8亿美元，下降18.8%，但埃方贸易逆差的下降事实上有利于双边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图1  2000-2016年中埃贸易额及增长率（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6月29日

双向直接投资和国际工程承包方面，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埃及投资呈波动增长态势，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额从2011年的6645万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8081万美元，最高时达到16287万美元（2014年）；中国对埃及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从2013年的10.28亿美元飞升至2015年的20.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8%。但中国实际利用埃及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却长期在低位徘徊，2015年仅为0.005亿美元。

金融合作方面，2009年11月，中国金融业在北非设立的首家分支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开罗代表处挂牌成立；2013年5月，中国银行与埃及商业国际银行合作在开罗设立中国业务专柜，旨在为在埃中资企业和当地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国际结算等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双边经贸投资发展；2016年2月，为补充埃及外汇储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埃及金融机构发放14.25亿美元贷款；2016年12月，为促进双边投资及中埃金融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亿元人民币/470亿埃及镑，。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由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运营，始建于2008年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该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金三角地带的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紧邻苏伊士运河。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埃期间，与塞西总统共同为扩展区揭牌。截至2016年底，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起步区共有68家企业，累计吸引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并已初步形成五大产业布局，为埃及当地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2016年底，中国巨石集团——世界规模最大的玻璃纤维制造企业，在区内投资1.1亿美元建设第三条生产线，预计2017年9月建成投产。

（三）同处框架发展期为增进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契机

埃及“振兴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2011年以后，埃及政局动荡、经济陷入低谷。2014年新政府成立，为谋稳定、促发展、聚民心，埃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如“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项目”战略规划、“新首都”计划等。从内容上看，埃及“振兴计划”旨在通过振兴经济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有发展能源、路桥、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愿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互利共赢，二者高度契合。中国拥有大量资金和诸多实用技术，也需要广阔的外部市场来摆脱经济下行趋势；埃及的经济发展则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事实上，当前西亚北非众多国家的纷纷“向东看”也与中国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相一致，而中埃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必将为这股“东西靠拢”的潮流增添活力。

（四）中埃经济发展优势条件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从中国方面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至2016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7.2%，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优势亦将不断凸显。

从埃及方面看，一方面，埃及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2014年至2016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3.1%及4.1%，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埃及2017年至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4.3%、5.0%和5.3%，将是海合会国家经济增速的两倍，居西亚北非国家首位。另一方面，埃及是中东第一大国，人口9001万（2015年数据），劳动力成本较低；埃及作为“一带一路”两端交汇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是面向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窗口。此外，埃及还具有相对便利的国际贸易条件，拥有商品出口欧盟国家免税等优惠，并加入了埃及-欧盟伙伴关系协议、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定，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区域贸易协定。中国企业在开拓埃及本地消费市场的同时，亦可将其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区域中心，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开拓欧洲、中东和北非市场。

二、中国与埃及经贸合作的障碍分析

（一）埃及国内政经格局与营商环境欠佳

2014年，埃及迎来第四位军人总统塞西。塞西上台后频频出访，巩固老盟友、结交新伙伴，积极构建外交新版图。但埃及政治转型进程仍将持续，经济结构性痼疾的改善也非一日之功。2011年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先后在埃及发动多起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此外，埃及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营商环境的负面因素。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2016）》显示，埃及的投资环境吸引力与宽松度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31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和偿付体系缺乏稳定性和透明度，外汇短缺、拖欠款项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埃及在国际产能合作所需的工业基础、工业技能水平、市场意识、创业精神、配套的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情况也不尽人意。

（二）埃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由于政局动荡和经济不景气，埃及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对中国反倾销案例逐渐增多。2013年至今（见表2），埃及已发起多项针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反倾销调查。2014年1月，埃及关税修正案第四部分调整相关商品税率目录，上调纺织品及鞋帽等产品关税。2016年1月，埃及政府临时将非必需品和奢侈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0-40%（主要针对家具、纺织品和日用品）。由于当前埃及自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纺织、鞋类、服装和化工产品，所以埃方的高额关税对中国出口极为不利。

表2  2013年-2017年6月埃及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案例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相关资料整理，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8月28日

（三）埃及外汇短缺和融资困难

2012年底，埃及中央银行开始实行新的汇率管理制度，通过常态化拍卖美元来确定市场汇率，导致公开市场美元供应紧缺，而黑市活动猖獗。埃及央行因应急所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外汇储备下滑，并已严重影响企业进口所需用汇和企业利润的汇回，阻碍了外贸和直接投资的开展。此外，由于埃及正在实施银行业改革，大力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埃业务处于起步阶段，资金融通需求主要依靠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加之人民币在埃不能作为结算货币，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困难重重。

（四）中埃贸易不平衡问题

近年来，中国始终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由图1可知，中国对埃及的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7.03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01.03亿美元，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埃及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性，并加剧了两国间贸易摩擦。为缓解本国贸易逆差，埃及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等相关产品进行了相对严格的进口准入限制，同时积极刺激本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控制了中国部分种类商品的进口数量。2016年1月16日，埃及贸工部发布第43号令，对鞋类、摩托车、空调、风扇、洗衣机、日化用品等在管制清单内的商品进行管制，要求其出口生产厂商首先在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完成注册，否则埃及海关将不予放行其产品。管制清单内产品多为中国对埃出口较多的产品，对中国产品出口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事实上，由于中埃贸易中埃方有巨额逆差，目前埃及对中国商签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态度也较为消极。

（五）埃及政府部分不利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或习俗问题差异

出于各种原因，埃及政府出台了一些不利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例如，2015年8月，埃及海关要求对所有进口化工品增加港口检验，由军方、港口和进出口控制总局三方共同参与，导致大量化工品货柜堆积，不能及时清关，其中中国出口产品居多。2016年1月，埃及央行发布新规，要求自1月19日起，所有贸易单据必须通过央行交易，不允许进出口商之间直接交单。此举抬高了贸易门槛，对一些小商品交易增加了成本和难度，而中埃贸易恰恰又具有金额规模小、零散性强的特点。此外，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贸习惯存在诸多差异。例如承包工程方面，必须选择当地分包商、雇用外国雇员和埃及本地雇员的比例必须为1:10等，均为中方企业在埃投资带来诸多不便。

三、促进中埃经贸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顺势而为，探索多渠道、多领域、多模式的经贸合作

首先，中国与埃及政治领域的原有合作机制在经过“阿拉伯之春”剧变、埃及政坛更替频繁等冲击下，亟需发挥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力量，夯实中埃关系的基础，丰富中埃关系的内涵。其次，中方应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对投资方向的引导，加快“大通关”机制建设，提高口岸检测能力，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第三，埃及企业可以与中方合作，以办展、参展的形式，扩大埃及商品对中国的出口，缓解埃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第四，积极推动在埃及开展人民币贷款，以支持中国企业承建项目。

（二）打造中埃合作标志性项目，持续推进中埃苏伊士运河合作区的建设

中埃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是高水平的全面经贸合作区，被视为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是中埃两国在不同经济结构、管理模式以及文化差异背景下建立的合作典范。2017年5月，埃及议会通过新《投资法》，对包括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畅通投诉渠道等具体内容的行政管理程序进行了大规模修改，这将为合作区招商引资提供有利条件。为此，应该积极推进，尽快完成规划中的后期项目，发挥苏伊士运河合作区作为中国在埃及的立足点甚至非洲的立足点的作用。

（三）以“重点工程与关键节点” 为支撑和抓手，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中埃经贸合作可以抓住关键节点、重点工程，通过参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修建新的行政首都等项目为支撑和抓手，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一是“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项目，埃及计划修建公路、机场、隧道、轻轨、港口扩建等基础设施，建设造船、航海、组装、物流等多个工业园区。预计全部建成后将为埃及带来每年1000亿美元收入，未来15年内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二是“黄金三角区”项目，“黄金三角区”是上埃及地区塞法杰、基纳和库塞尔三个城市间的区域，也是埃及红海“矿产资源带”的核心区。三是“新首都计划”，新首都选址在开罗以东，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将容纳500万人口，计划修建政府部门建筑及住宅、酒店、医院等配套设施，用5-7年建成。上述三项重点工程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巨大机遇。

（四）扩大中埃经济合作规模总量，构建经济共同体

中埃双边投资与贸易发展迅猛，但双边投资总量较少，尤其是中国对埃及巨大贸易顺差的问题不容忽视。埃及巨变后，新政府出台一系列贸易政策，导致两国贸易摩擦增多，中国产品出口至埃及风险加大。一方面，中国应鼓励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埃及转移，充分利用相对充裕的埃及劳动力，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配套农产品，享受埃及相关产品在欧盟、阿盟国家的零关税待遇，并借助埃及的区位优势和航运便利，开拓欧洲、中东和北非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扩大从埃及进口油气、矿产、棉花、水果等商品，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扩大中埃经济合作规模总量，共享中埃经济发展红利。